发哨人–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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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原文2020年03月10日发表在微信公众号人物(renwumag1980)及微博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二篇报道。 文｜龚菁琦 编辑｜金石 摄影｜尹夕远 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同意采访的短信是3月1日凌晨5点，大约半小时后，3月1日凌晨5点32分，她的同事、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两天后，该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过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 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发生以来，这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只几公里的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医院超过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维持。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家武汉市最大的三甲医院，有医生告诉《人物》，在医院的大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讨论。 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接受了《人物》的专访。她一个人坐在急诊室办公室中，曾经一天接诊超过1500位患者的急诊科此时已恢复了安静，急诊大厅里只躺着一名流浪汉。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采访中，艾芬数次提起「后悔」这个词，她后悔当初被约谈后没有继续吹响哨声，特别是对于过世的同事，「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关于武汉市中心医院和艾芬本人在过去的两个多月中到底经历了什么？以下，是艾芬的讲述—— 艾芬 前所未有的训斥 去年12月16日，我们南京路院区急诊科接诊了一位病人。莫名其妙高烧，一直用药都不好，体温动都不动一下。22号就转到了呼吸科，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外面做高通量测序，后来口头报出来是冠状病毒。当时，具体管床的同事在我耳边嚼了几遍：艾主任，那个人报的是冠状病毒。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病人是在华南海鲜做事的。 紧接着12月27日，南京路院区又来了一个病人，是我们科一位医生的侄儿，40多岁，没有任何基础疾病，肺部一塌糊涂，血氧饱和只有90%，在下面其他医院已经治疗了将近10天左右都没有任何好转，病人收到了呼吸科监护室住院。同样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检测。 12月30日那天中午，我在同济医院工作的同学发了一张微信对话截图给我，截图上写着：「最近不要去华南啊，那里蛮多人高烧……」他问我是不是真的，当时，我正在电脑上看一个很典型的肺部感染患者的CT，我就把CT录了一段11秒钟的视频传给他，告诉他这是上午来我们急诊的一个病人，也是华南海鲜市场的。 当天下午4点刚过，同事给我看了一份报告，上面写的是：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我仔细看了很多遍报告，下面的注释写着：SARS冠状病毒是一种单股正链RNA病毒。该病毒主要传播方式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的一种具有明显传染性，可累及多个脏器系统的特殊肺炎，也称非典型肺炎。 当时，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病人收在呼吸科，按道理应该呼吸科上报这个情况，但是为了保险和重视起见，我还是立刻打电话上报给了医院公共卫生科和院感科。当时我们医院呼吸科主任正好从我门口过，他是参加过非典的人，我把他抓住，说，我们有个病人收到你们科室，发现了这个东西。他当时一看就说，那就麻烦了。我就知道这个事情麻烦了。 给医院打完电话，我也给我同学传了这份报告，特意在「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这一排字上画了个红圈，目的是提醒他注意、重视。我也把报告发在了科室医生群里面，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当天晚上，这个东西就传遍了，各处传的截屏都是我画红圈的那个照片，包括后来知道李文亮传在群里的也是那份。我心里当时就想可能坏事儿了。10点20，医院发来了信息，是转市卫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关于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随意对外发布，避免引起群众恐慌，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引发恐慌，要追责。 我当时心里就很害怕，立刻把这条信息转给了我同学。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医院又来了一份通知，再次强调群内的相关消息不能外传。一天后，1月1日晚上11点46分，医院监察科科长给我发了条消息，让我第二天早上过去一下。 那一晚上我都没有睡着，很担忧，翻来覆去地想，但又觉得凡事总有两面性，即便造成不良影响，但提醒武汉的医务人员注意防范也不一定是个坏事。第二天早上8点多一点，还没有等我交完班，催我过去的电话就打来了。 之后的约谈，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严厉的斥责。 当时，谈话的领导说，「我们出去开会都抬不起头，某某某主任批评我们医院那个艾芬，作为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你是专业人士，怎么能够没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造谣生事？」这是原话。让我回去跟科室的200多号人一个个地口头传达到位，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只能当面聊或者打电话，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连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说」…… 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评你这个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个武汉市发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个人破坏了。我当时有一种很绝望的感觉，我是一个平时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规矩来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么错？我看到了这个报告，我也上报医院了，我和我的同学，同行之间对于某一个病人的情况进行交流，没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当于是医学生之间讨论一个病案，当你作为一个临床的医生，已经知道在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很重要的病毒，别的医生问起，你怎么可能不说呢？这是你当医生的本能，对不对？我做错什么了？我做了一个医生、一个人正常应该做的事情，换作是任何人我觉得都会这么做。 我当时的情绪也很激动，说，这个事是我做的，跟其余人都没有关系，你们干脆把我抓去坐牢吧。我说我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工作了，想要休息一段时间。领导没有同意，说这个时候正是考验我的时候。 当天晚上回家，我记得蛮清楚，进门后就跟我老公讲，我要是出了什么事情，你就好好地把孩子带大。因为我的二宝还很小，才1岁多。他当时觉得莫名其妙，我没有跟他说自己被训话的事，1月20号，钟南山说了人传人之后，我才跟他说那天发生了什么。那期间，我只是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出门要戴口罩。 外围科室 很多人担心我也是那8个人之一被叫去训诫。实际上我没有被公安局训诫，后来有好朋友问我，你是不是吹哨人？我说我不是吹哨人，我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但那次约谈对我的打击很大，非常大。回来后我感觉整个人心都垮了，真的是强打着精神，认真做事，后来所有的人再来问我，我就不能回答了。 我能做的就是先让急诊科重视防护。我们急诊科200多人，从1月1号开始，我就叫大家加强防护，所有的人必须戴口罩、戴帽子、用手快消。记得有一天交班有个男护士没戴口罩，我马上就当场骂他「以后不戴口罩就不要来上班了」。 1月9号，我下班时看见预检台一个病人对着大家咳，从那天后，我就要求他们必须给来看病的病人发口罩，一人发一个，这个时候不要节约钱，当时外面在说没有人传人，我又要在这里强调戴口罩加强防护，都是很矛盾的。 那段时间确实很压抑，非常痛苦。有医生提出来要把隔离衣穿外头，医院里开会说不让，说隔离衣穿外头会造成恐慌。我就让科室的人把隔离服穿白大褂里面，这是不符合规范的，很荒谬的。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病人越来越多，传播区域的半径越来越大，先是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可能跟它有关系，然后就传传传，半径越来越大。很多是家庭传染的，最先的7个人当中就有妈妈给儿子送饭得的病。有诊所的老板得病，也是来打针的病人传给他的，都是重得不得了。我就知道肯定有人传人。如果没有人传人，华南海鲜市场1月1日就关闭了，怎么病人会越来越多呢？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他们当时不那样训斥我，心平气和地问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再请别的呼吸科专家一起沟通一下，也许局面会好一些，我至少可以在医院内部多交流一下。如果是1月1号大家都这样引起警惕，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了。 […]

武汉肺炎50天，全体中国人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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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原文2020年01月27日发表于微信公众号“大家·腾讯新闻”（微信号：ipress），作者陈季冰，后被删除。如有侵权请联系本账号。 我目前居住的上海市长宁区某居住小区公寓楼里有一户人家是武汉籍，共有五口人。一对老夫妻（外公外婆）不久前带着小孩子回武汉过年，大约是看着形势不对，在武汉封城的几个小时前（23日晚，也就是俗称的小年夜）连夜返沪。 开头两天还比较平稳，大年初一（25日）下午起，外公开始出现发烧症状。 此刻，一家人已自行去附近的医院就诊。 左邻右舍们都惴惴不安，不知接下来会如何？ 1 我是一个拥有近30年新闻工作经历的媒体人，自然对这场仿佛“突然之间”席卷神州大地的疫情中的媒体角色格外关心。 纵观新闻媒体对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或“新冠病毒”）大爆发的反应，1月20日那天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分水岭。 在1月20日之前，关于绝大多数关于“新冠肺炎”的报道来自武汉和湖北当地的官方媒体。这些报道大多服从一个主基调，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病毒“危害有限”，并且是“可控的”。比如说，有专家言之凿凿地称，这种新病毒不能“人传人”等等。 期间还发生了8位武汉市民因在社交媒体上“造谣”而被谈话的事情。 虽然第一例患者的出现是在2019年12月8日，但之后的40多天里，可以说新闻媒体对受众发挥的一直是“安抚”功能。 自然地，别说是全国其他地方，就是在武汉当地，气氛都是一派祥和。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第一则通报则是在2019年月12月31日发布的。我觉得，倒不能因此过多责怪武汉市卫健委在这方面反应迟缓。一种人类以前从未遇到过的新病毒的发现、分离、筛查和确认，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 不过，武汉市卫健委此后又零星发布过几次语焉不详的通报，当地新闻媒体也都在很不重要的位置做了报道。简单总结，患者人数略有增加，但不严重。而在1月5日到11日之间，通报干脆停止了；1月13日至18日，通报恢复，但都是无新增病例，无病例死亡，只有治愈出院病例。 有人发现，那两段时间恰逢武汉市和湖北省的“两会时刻”。他们因此戏称，这个“新冠病毒”真是爱国又讲政治。为了欢度春节，武汉还在1月18日举办了百步亭社区万家宴活动，并在1月20日向市民开放20万张文旅惠民券免费预约…… 但在1月20日之后，形势急转直下。 从媒体报道开始出现大规模感染病例，到武汉“封城”、求援，直至全国许多省市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湖北省政府启动一级响应竟然晚于浙江、广东等省份），中间只有3、4天时间。 从1月20日开始，新闻媒体对这场“新冠肺炎”疫情的参与进入我所说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用一句官方常用的话来说就是，舆论的主战场转到了武汉和湖北之外，当地官媒的声音被更加强势的全国性媒体连篇累牍的滚动报道所淹没了。 不过，不出我所料，这一阶段的媒体报道大多服从另一个主基调，就是表决心和讴歌好人好事。简言之，自1月20日以后，中国媒体对受众发挥的主要功能从之前的“安慰”变成了“鼓劲”和“感动”。 这么说吧，1月20日前后的媒体反应的确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做的基本上都不是合格的新闻媒体应该做的事情。 2 这些日子里所有人都在说，信息公开是最好的疫苗。 有报道说，华盛顿大学的两位教授通过真实案例建构的一个数据模型显示，当媒体的报道量增加10倍，SARS和“新冠肺炎”这一类严重危害公共健康的传染病的感染数将会减少33.5%。这种社会学定量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究竟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圈内外人士见仁见智，但高质量的自由的新闻报道是预防疾病传播的一个有效手段，这个结论毫无疑问应当成立。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说过，新闻是灾难的救助者。 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世界卫生组织也一再强调了信息透明的极端重要性。所以，央视主持人白岩松也在他备受瞩目的对话节目里重复了这一点。 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节目中说，“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信息公开是最好的疫苗”。在这次疫情中，白岩松与钟南山的对话，在民众中极受关注。 我在这里就不说什么“不可剥夺的公民权利”之类大话了，对我们来说，这话过于宏阔、遥远而无当了。仅从技术层面功利地看，保证信息透明畅通对于缓和危机、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进而对于社会稳定乃至为政者自身的利益都是有莫大好处的。 这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人都是理性的。任何社会主体，不论是个人、家庭、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等，面对一个事件作出一项行动选择，无非都是基于自身所掌握的信息。只有信息越充分，人们作出的决定才越符合他们的个体理性，从而也就越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全球传染疾病分析MRC中心立足于境外“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数量，再依据这种传染病的潜伏期等病理学数据建立的一个传播扩散模型推测，在1月12日那天，武汉市潜在病例数应为1700例多一点（不确定范围为190-5341）；到1月18日那天，武汉市表现出症状的潜在病例总数应为4000例左右（不确定范围为1000-9700例）…… 我不敢说这类研究推测结果一定多么准确，但至少具有一定的科学权威性，也与后来的疫情发展态势吻合。如果类似这样的信息都能全面及时地传递到尽可能多的中国读者、特别是武汉老百姓那里，那么就不会出现直到1月20日武汉大街小巷上绝大多数市民连口罩都不戴、依然在欢快地到处聚会的“盛况”了。而如果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之后应对疫情的所有决策都事无巨细地通过媒体发布给全国读者，那么，以中国目前的生产和物流能力，也就不会出现“封城”后武汉市内各种物资严重短缺、医院人满为患、医疗工作者不堪重负，而各地民间捐赠都被堵死在仓促关闭的交通要道中的悲剧了。 除了有利于在微观层面让尽可能多的社会主体对危机作出及时正确的反应（其中最重要的是自我保护）之外，信息透明公开的另一项重要贡献在于能够极大地提高全社会对于一个危机的参与程度和参与效率，从而通过广泛、充分和深入的讨论，推动决策者在宏观层面形成一个最优的应对方案。 如前所述，武汉的“新冠肺炎”是去年12月8日首次发现的。仅在一个月之后，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就确定了病毒原因并且公布了病毒基因组序列。就连国际同行都称赞说，这是世界顶尖的科研效率。 2020年1月16日新闻：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国家卫健委专家组专家冯子健说，经过中国疾控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等多家机构和湖北省、武汉市卫生健康部门的密切合作，目前发生在武汉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它不是SARS，也不是MERS病毒，它是个新的冠状病毒，它们的病毒基因序列差异比较大。 其实不仅医学科学，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今日中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可以从一开始就帮得到武汉的地方，还有许许多…… 然而，疫情发展到眼下这个地步，真可谓“手握一把王炸，结果打成了末家”。 3 可能还有比“手握一把王炸，结果打成了末家”水平更差的玩家。 除夕那天（1月24日）下午，正在武汉采访的财新记者王和岩发了一条朋友圈，称自己和同事为了核实一家医院医护人员感染“新冠肺炎”的情况，辗转联系了数名医生，均被告知疾控中心有令，医护人员不得接受媒体采访，不得对外泄露疫情。哪怕承诺匿名，承诺保护信源，也不受访…… 当天下午还有人称，路过这次病毒的源头华南海鲜市场，顺手拍了张照片，立刻有四名保安围上前来，大声呵斥，要求删除照片。甚至有动手抢手机的，说是“昨天一名日本记者来拍被抓到派出所去了……” 大年初一（25日），武汉《长江日报》在它旗下的新媒体“长江融媒”上发表社论《你的每一句谣言，都在制造无谓的恐慌》，继续严厉指控谣言，称它比瘟疫危害更大，决不能放任不管。“新型肺炎治好了，走了也就走了，但谣言不是，它的危害更大，对城市的伤害更持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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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 file: sudo vim /usr/share/applications/intellij.desktop # or ~/.local/share/applications/intellij.desktop is ok. // add the following [Desktop Entry] Version=13.0 Type=Application Terminal=false Icon[en_US]=/home/rob/.intellij-13/bin/idea.png Name[en_US]=IntelliJ Exec=/home/rob/.intellij-13/bin/idea.sh Name=IntelliJ Icon=/home/rob/.intellij-13/bin/idea.png // chmod permissions sudo chmod 644 /usr/share/applications/intellij.desktop sudo chown root:root /usr/share/applications/intellij.desktop